中国企业“出海”锚定新航向

本报记者　刘　萌　毛艺融

从风靡东南亚的茶饮品牌到驰骋欧洲的新能源汽车，从扎根拉美的AI硬件公司到在非洲买矿的能源企业，中国企业“出海”正从“产品出海”转向“体系出海”。据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其中，出口总值19.95万亿元，同比增长7.1％。

企业“出海”远航，需要耐力，更离不开导航。9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着眼于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随着企业‘出海’步伐加快，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也明显增加，企业对高质量海外综合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冠男9月28日在回答《证券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

在此背景下，如何系统性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已成为下一阶段支持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关键命题。

暗礁重重：

系统性风险仍存

当前，在中国制造业企业中已形成“不出海就出局”的共识。不仅龙头企业加速全球化，中小企业也正从“产品出口”升级为“企业出海”。

然而，开拓海外市场并非坦途。小至合同术语与口头承诺，大至文化冲突与政策变化，各类不确定因素都可能导致企业铩羽而归。一家车企在德国因一个合同术语而面临巨额罚款风险；一家半导体设备商在东南亚为寻找合规的税务方案奔波数月；一家消费电子企业在巴西面临许可、证件和注册等多重困境；一家准备在沙特开展业务的企业，由于代理结构不严谨，面临“代持”与“隐名股东”等法律风险，后期融资寸步难行……中国企业“出海”之路，暗礁遍布。

暗礁一，地缘政治与政策不确定性。全球关税政策、投资审查等变量增多，数据合规等问题也曾使个别互联网龙头企业遭遇巨额罚款。数据跨境流动常与“国家安全”“数字主权”交织，构成复杂合规环境。

暗礁二，本地化运营“水土不服”。“出海”企业在法律、税务、劳工等合规方面面临挑战，人才团队建设与文化差异亦成管理难题。

“有些国家反对外来企业‘赚钱就走’，他们首先关心的不是价格，而是工厂在哪、配件与服务在哪。”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民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大部分海外金融机构只愿为那些能够留在当地长期经营和发展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企业“出海”必须设立子公司、建设海外工厂，布局服务网点和配件中心，证明坚持长期主义的决心。

暗礁三，知识产权竞争白热化。仅2025年内，就有两家主流车企在海外遭遇无线通信专利诉讼，尽管还未定论，但业内也将其视为行业风向标，或对其他车企的“出海”战略造成影响。

“知识产权数量少但单体价值极高，必须构建‘专利丛林’，做好商标和商业秘密保护，防范‘出海’过程中的诉讼风险。”长期跟踪中国药企“出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医药医疗板块负责人黄建雯对此深有体会。

《2025年中国企业出海风险观察报告》指出，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既面临不确定的关税、投资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还面临海外合作伙伴经营状况不透明、付款节奏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这也意味着，在海外投资、经营的中国企业面临着宏观环境动荡、微观风险加剧的双重夹击。

这些风险单靠企业一己之力难以应对。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新闻发言人高士旺表示：“企业‘出海’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应有配套的服务支持。”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推出了国际化战略，国内各部门更应思考如何成体系地支持企业‘出海’。”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企业的“出海”挑战主要集中在法律合规、金融服务、物流及供应链管理、国际市场信息以及贸易风险防控等方面，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有利于优化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布局，更好支持企业开拓贸易投资渠道，推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走深走实。

破局之道：

建设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应对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方案。“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正从政策文件落地为地方实践。

自9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研究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后，多部门相继发力。9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发布《轻工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2026年）》，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因地制宜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建设海外综合服务站，为企业提供政策法规、市场信息、法律咨询、知识产权等服务，引导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布局”。商务部等九部门于9月24日发布《关于促进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进一步发挥服务贸易中介组织作用，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咨询、争端解决、仲裁调解等法律支持”。

王冠男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具体介绍了中国贸促会的四方面措施：一是加强有效机制保障；二是搭建更多“出海”平台；三是提供优质商法服务；四是优化公共服务。“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牢牢把握服务企业这个根本，丰富服务供给，做优服务平台，为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提供高效、便捷、优质的综合服务。”王冠男进一步表示。

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

事实上，地方探索已形成清晰路径，上海、广东、浙江、四川、河北等地积极实践。去年6月份，上海临港新片区打造了全国首个实体化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今年2月份，河北科技企业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在石家庄高新区正式成立；定位为“立足佛山、服务湾区、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南商出海综合服务基地今年9月9日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正式揭牌。

具体措施方面，上海北外滩国际法律服务港已集聚115家律所，提供全周期法律支持；深圳前海“出海e站通”集成70项政务及金融服务，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出海”服务；浙江推出“浙企出海综合服务港”，推动“一证通用”，提升服务效率。

此外，多地着力构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比如，上海推动更多银行接入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扩大其网络覆盖范围；浙江8月18日起施行《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若干举措》，搭建“一个平台、一窗受理、建强网络、加强服务、强化监测”五大重点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宁波样本”也展现了“集群出海”的智慧。今年，宁波市经信局组建了“勇出海”企业服务团，以跨境供应链整合服务商宁波华艺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团长单位，联合了十余家各类“出海”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链路精准服务。

宁波华艺进出口有限公司跨综项目负责人丁玲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单一企业“出海”可能面临供应链断裂、融资难等问题，亟须“集群化”解决方案。从成效来看，集群“出海”后，核心企业综合成本下降22％，订单交付周期缩短40％；配套企业平均获得融资额度提升300％，有效推动其产能扩张。

“结合各地的实践探索来看，有条件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的地区主要有三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吕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是传统外贸强省与自贸试验区，具有海量的市场主体和密集的经贸往来，“出海”服务需求巨大，也具备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和体系化布局能力；二是产业集聚区，这些地区可以围绕优势产业的产能“出海”需求，提供专业化、定制化的服务，推动产业集群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三是中西部内陆开放高地，中西部城市可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和中欧班列等红利，从“内陆腹地”变为“开放前沿”，积极构建“出海”服务体系。

未来路径：

提升全球化核心竞争力

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其意义远不止于解决眼前麻烦，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对企业“出海”的精准滴灌。

未来，这一体系的建设应朝着精准化、协同化、制度化的方向演进。在全球化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有利于更多中企“出海”做到顺势而为、入乡随俗。

对于创新药、机器人、人工智能企业等，海外综合服务体系需更聚焦于知识产权布局、跨境数据流动、高端人才引进等专业化需求。对新能源、新基建、新消费企业而言，海外综合服务体系需帮助企业解决当地的法律、监管、外汇风险等一系列问题。

破局需激发市场多方力量，形成协同生态。

物流企业可以在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资本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圆通速递建设“全球供应链协作服务中心”，集成招商、直采、物流、金融、法务、安保、签证七大功能，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另一方面，圆通速递推动政企协同机制建设，积极与上海、浙江等地政府部门对接，建立国别信息共享平台、集成化政务服务窗口等，降低企业“出海”门槛。

有“出海”经验的企业主动建言。广东微电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勇建议，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协调，整合各国市场动态、政策法规、行业标准等信息，定期发布市场分析报告，为企业提供免费或者低成本的咨询服务。相关部门也可以积极为“出海”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培训，同时可以考虑设立专项援助资金，为企业“出海”申请国际认证提供补贴。

建立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发展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意义重大。”吕越表示，一方面，通过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海外服务体系，实现从税收减免、“出海”专项补贴等传统优惠政策，向规则调整、标准对接、管理协同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这种转变为企业提供了更加透明和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有助于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制度红利；另一方面，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在降低企业“出海”成本的同时，助力我国企业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开展贸易活动与对外直接投资，充分释放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潜力。

拓展海外市场，已成为消化国内产能、提升企业与居民收入的关键通道。能否走通这条路，取决于企业的“出海”战略，更取决于各方能否为企业搭建起一个高效、安全、专业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能走多远，更关乎中国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中的竞争地位。

航向既定，前途光明。